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之路：避免重蹈他国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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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稳定和高包容性增长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极其艰巨的挑战:必须想方设法从金融自由化中获益，并将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或意外后果降至最低。这一挑战需要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良好平衡，对于公共和私营部门来说，这也是一个难题。

无论全球经济处于繁荣还是萧条时期，中国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趋势。目前，中国正稳步进入迄今为止最困难的发展过渡期，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过渡期”。其增长模式已逐步调整为:从刺激外部需求到刺激国内需求，从公共经济投资到私人经济消费，从中央银行和国家主导的信贷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信贷，从债务到非流动负债，从自上而下的强力引导到自下而上的联合领导。金融自由化是这一转型的重中之重，也与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密切相关。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自由化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国投资不会在提供经济支持和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加中国的债务负担。同时，它还可以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效率，有助于在经常账户余额下降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更好地控制监管套利风险。此外，金融自由化将有助于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声音，切实履行其国际责任，包括与发达国家一道提供质量可靠、福利良好的全球商品。

然而，要同时保持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稳定并不容易。中国政府已经就此问题发表了明确声明，包括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明斯基时刻”的建议:过于乐观的情绪、过高的债务和承担更多风险将导致金融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脱轨。作为一名长期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建议与他一贯强调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是一致的，这是经济领域的重中之重。

然而，不幸的是，回顾新兴市场的发展，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转型时期步履蹒跚。这些国家对金融自由化的不当处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过去的所有经验教训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金融自由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国内参与者必须充分评估当前的金融定位。这些问题包括:合理评估和监控债务积压和信贷权益，以家庭为导向的金融产品爆炸性增长，以及影子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也是最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完成的“金融部门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强调健全的体系和可预测的框架。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旨在加强监管。

加强金融教育、加强公司治理和提高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是公私经济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谨慎开放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技术推动的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

从全球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先进的资产和债务管理也是金融自由化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石。回顾20年前的欧洲保险业，偿付体系允许过度冒险，对经济因素的考虑非常有限。自2000年以来，欧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ⅱ的制定促使保险业的主要成员逐步转向更具可持续性、风险调整能力更强的资产配置方式，为新老客户、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他们大力投资先进的资产负债管理基础设施和技术，在保险产品设计过程中逐步降低资本密集度，并将其作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在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引入和新颁布的资产负债匹配规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些努力应该得到承认和发扬，这样中国才能以最好的面貌踏上金融自由化的征程。

只要上述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再加上定期评估，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就不会太难(包括微观和宏观审慎措施的正确匹配、资本账户开放的合理协调和汇率制度改革)。在当今世界，各国高度相互关联，跨境溢出效应和连锁反应很容易发生。有鉴于此，在开展上述工作时，我们应该与世界其他国家协调，实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适当合作。

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是一个国家履行承诺、为其公民创造经济福祉和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的重新排序。然而，没有人能够低估技术的挑战，尤其是一些涉及债务积压和过度冒险的初始条件。

为了顺利度过这一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发扬过去克服各种挑战、取得骄人成绩的智慧:在紧紧抓住“不断进取”这一最终目标的同时，高度警惕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尴尬；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敢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有效地改正。这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整个世界。随着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和金融发展，全球体系将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